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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21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  

2011-11-13 18:05:15|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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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察微注:林毅夫先生是我敬佩的人之一。他年轻时抱着一个篮球就游泳横渡海峡,投奔他所向往的地方,这种勇气正是我们这些平庸之辈所缺乏的。他所倡导的经济学研究“本土化、国际化、规范化”,影响甚大。他对中国经济长期坚定看好,并在理论研究、政策推动、国际支持等多个层面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94年他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就预测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并在2030年追上美国。当时许多人都一笑置之,以为是白日梦。事实上他的部分预测已经得到证实。如果中国经济保持8%左右的速度再增长20-30年,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身处这样的时代,经济发展使我们感到幸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和环境问题又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每一个人,除了积聚个人财富,是否也应该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

 

21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在北京论坛(2011)的主旨报告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2011-11-04)

 

一、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19世纪中叶后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自决之声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迎来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机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内、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影响深远,上世纪80年代中,一部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作者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的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为蓝色的文明。他们认为黄色的文明是内向的、保守的,蓝色文明是外向的、开放的、积极的,中国要现代化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是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显然并未如上述学者所思考那样,先进行文化的改造再取得经济的发展。1979到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总量增长了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在人口这么众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的发展,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Lin 2011a)。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维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现在许多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到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他不同文化体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将充满活力,共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二十一世纪将会是全球经济多级增长的世纪。

 

我将从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并论证二十一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二、文化的内涵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复兴。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除了強調可代代相傳之外,此定义跟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組成的统一整体之内涵基本一致。然不同的学者因分析的方便,对文化的内涵会有不同的划分,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和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经济、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共有、共享。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价值伦理和组织方式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单个家庭为克服各种风险透過血緣的紐帶來解決生存保障的問題。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

 

三、文化复兴的内涵

 

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及“绵延不断的文化”相对应。谈文化的复兴表示我们的文化过去曾经是先进的文化,而现在变为落后的文化。那么,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的问题,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何言复兴?

 

第一,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年鸦片战争时,从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西方则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倫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和基督教的“爱”,都有“爱人”之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也难分高下。其实,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

 

第二,文化的绵延不断則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文化的绵延不断,是与文化的消亡相对应的。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都是闻名的文明古国,但是今天这些名詞對應的仅为政治和經濟实体,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但是,消失的是什么?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指的又是什么?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中国有著名的四大发明,火药、罗盘、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Elvin 1973)。因此,在过去5000年中,中国的器物和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韦伯1997),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从政治组织来看,周朝是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朝以后一直延续这种方式。既然经济基础、经济与政治组织方式均在变化,那么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綿延不斷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價值体系。孔子称“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性。冯友兰认为“《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冯友兰,2000)。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者素不相认,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8、9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四、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倫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這是因爲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Kuznets 1966)。以西方为例,Maddison(2006)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自主产生于中国的可能,因此,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Lin 1995),只要改变教育的内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不亚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Lin 2009)。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 %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Lin 2011b)。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 (麦迪逊2010),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 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Lin 2011b)。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Lin 2011a)。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相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林 2007)。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没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以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五、结语: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中各个不同文化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西方强势文明,一直主导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后来兴起的日本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合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业化国家(Lin 2011b)。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多极增长的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World Bank 2011)。

 

目前世界的主要文明体系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非洲等(Huntingtong 1996),她们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取向。如本文所述,文明的先进、落后,强势、弱势既然以经济为基础,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以快速的经济发展而取得文化的复兴,其他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国、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多级增长世界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样是以他们各自所有的文化核心价值为基础,在先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日本、韩国之后,实现的文明成就。所以,二十一世纪迎来的不仅是中国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且也将会是各个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转载]林毅夫:21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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