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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英特尔首席工程师吴甘沙:一切弯路都是直路  

2011-10-10 12:34: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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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英特尔中国研究院走出的第一位首席工程师,吴甘沙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他相信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认真对待,即使走的是弯路,同样也能获得另外一种成功。

首席工程师的责、权、利

《程序员》:首先恭喜您成为英特尔的首席工程师,请介绍一下首席工程师的工作职责。

吴甘沙:根据我的理解,首席工程师不是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或者是一个职称。英特尔共有8万员工,其中近5万人从事技术工作,因此就需要有一个系统,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系统的职业阶梯,使新加入的人可以从基层开始,慢慢往上攀登,最终走到首席工程师、资深首席工程师、院士、资深院士等位置。

前两天我女儿唱她新学的《葡萄树》给我听,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上爬”,让我深有感触。其实我们就像蜗牛,很可能永远爬不到这棵葡萄树的顶端,永远吃不到葡萄,但追求的过程却是人生的真谛所在。

当然,首席工程师也有其责、权、利。

“利”肯定是有的,一方面会加薪;另一方面,还能享有一些专属待遇。比如我们公司每年都会举办院士战略论坛,讨论公司最核心的技术以及未来的方向,首席工程师就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

“权”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有40~50位院士,很多都是光杆司令,不见得会带很大的团队,更多的是在技术上做贡献。

关于“责”,我是从三个人对我的期望考虑的。第一个人是我母亲,她听说我成为首席工程师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方面要我低调,另一方面首席工程师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有特殊的贡献,在整个学术界、工业界有一定的名望,所以必须保持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第二个人是方之熙院长,他对我提出了战略领导力方面的期望,这包括两层含义:时间上,要看得足够远,要为公司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空间上,不应只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成为首席工程师后,必须得从整个研究院的角度看问题,更多地考虑和帮助研究院的发展。第三个人是我的院士导师,他说当你小有成就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将更多的机会给手下的人,给他们发展的机会,帮助他们成长为下一个首席工程师,这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的。

阴差阳错进入计算机行业

《程序员》:刚才提到《葡萄树》这首儿歌,比喻很形象,那您儿时的梦想是什么?

吴甘沙:我儿时梦想成为画家、作家或者音乐家。至于科学家,我丝毫没有想过。当时对科学的喜爱,更多的是看一些关于UFO的杂志。但事与愿违,就像《老男孩》里面唱的那样“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走上了技术之路。当然,一般来说,如果童年的梦想没有实现的话,就会从另外一些方面获得弥补。我夫人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多多少少圆了我当画家的梦想;我给女儿专门买了一套很好的音响,希望她在音乐方面有所建树;我自己也在尝试写一些工作的感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分享给大家。

《程序员》:在读大学之前,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吴甘沙:大学之前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太顺利的话,在回想过去时,就找不出什么特别的闪光点。但临近高考,还是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情。在高考之前的全省会考中,我成绩非常好,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全省第一。于是,我很骄傲,在高考之前的那段时间里玩得过火,但骄傲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结果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尽管考入了复旦大学,但没能被第一志愿“遗传工程”所录取,阴差阳错地读了计算机专业。虽然说我现在不后悔,但这段经历确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训。

这个挫折也让我懂得了另外一个道理—“只要你是认真地对待,一切弯路都是直路”,也就是说可能一开始走上了一条弯道,但如果沿着这条弯道好好走下去的话,同样也能够获得另外一种成功。

《程序员》:这就像海伦·凯勒的那句经典“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那您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编程的吗?

吴甘沙:这点很惭愧,我在高中时摸过两次电脑,但都没来电。在得知将会读计算机专业后,我赶紧买了一本Basic编程的书。当时大学还需要军训40 多天,于是我就揣着这本书,坐上了去大连的轮船。军训期间,忙里偷闲,我把这本书看完了,感觉略有小成,但基本都是在脑子里编程,连键盘都没摸过一次。一进大学我就傻眼了,学的是跟Basic一点关系都没有的Fortran。更有甚者,我第一次坐到电脑前的时候竟然慌了,面对VAX绿油油的屏幕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不容易敲入了一段程序,却满键盘找不到Ctrl键。这便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编程体验,闹出了不少笑话。

这种情况在大二时得到了改观,我慢慢找到了编程的感觉,成绩也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随后我去教授的实验室实习,接触到一个类似于现在的物联网项目,将很多电力设备,通过这个项目实现远程控制。这段时间,我体会到了做程序员的自豪感。

大学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想来依然历历在目,但这种快乐与编程有关。如果说晚自习抢位子、卧谈会指点江山美女还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献血后冒雨踢足球、熄灯后到走廊偷电看世界杯而第二天是期末考试答疑,也就是那时的青春无敌才能驱使我们做出这些几近疯狂的事情。
谈到收获,感觉有四点:开阔了眼界、强健了体魄、确定了程序员这个职业、实现了财务独立。特别要说的是正是靠着拿英特尔的奖学金,我从大二开始就实现了财务独立,没再向父母要过钱,所以这对我后来加入英特尔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耕耘在英特尔

《程序员》:毕业后找工作的历程怎样?是一开始就选择了英特尔吗?

吴甘沙:我选工作的前提是工作地点要在北京。当时英特尔中国研究院也到上海来招聘了,但在招聘会上面试官纯正的美式英语,听得我糊里糊涂的,而且他讲的都是语音识别、人机交互、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的内容,和我的领域很不相同,于是我头都没回就走了。
后来,我应聘了另外一家跨国公司,它的实验室也是蛮有诱惑力的,拥有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发明了很多改变计算机领域的技术,于是我就去了,而且拿到了Offer。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英特尔的,一方面是我拿了英特尔奖学金,另一方面是英特尔为奖学金获得者配备了导师以帮助我们成长。后来我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我在英特尔的导师软磨硬泡让我再去面试一次,加之这次面试又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我之所以要从上海转到北京工作,主要也是考虑到女朋友在北京读书,而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办公室就在我女朋友学校的对面,一想到以后可以去她学校食堂里面吃饭了—我的积极性一下子提了上来。结果这次面试非常顺利,英特尔,我来了。

《程序员》:刚加入英特尔时,感觉如何?

吴甘沙:我刚开始是在人机界面组,尽管不是我的“菜”,但靠着“只要你是认真地对待,一切弯路都是直路”的信念,我坚持了下来,并拿到了人生第一个专利。但在这个组我也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当时的小老板每天下午3点来上班,凌晨3点下班,我想我刚进来总不好意思像他一样,所以我就每天早晨7~8点来,凌晨3点走,就这大概支撑了1~2个月……在生病的那段时间,我就在思考眼前的这条路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强项在哪里,什么样的工作能够体现我的优势,公司真正需要什么样的项目……恰好那时方之熙院长给中国研究院做了一个讲座,深深打动了我,这也成为一个催化剂,让我感到方院长讲的正是我热爱的方向,我一定要去那个组。接下来,随着这个组—编程系统组—顺理成章地成立,我便在第二年就申请调过去了。其实我是随遇而安的一个人,从 2001年到现在一直在编程系统组。

《程序员》:如果从您加入英特尔到现在,划分几个阶段,您会怎样分?

吴甘沙:在这方面,我自己有一个观察,叫做四年周期论,即每四年换一个方向:2001年~2005年是移动受控运行时方向,2005年~2009年是并行编程和众核架构方向,2009年到现在是嵌入式系统软件方向,当然这次我希望能够待时间长一些,因为现在中国嵌入式市场的机会非常大,所以希望这次能够把四年周期论打破。

当然,四年周期论确实是非常巧合,如果非要划定几个点的话,我觉得有四点。

2004年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从一个技术人员变成了一个经理,从一个个人贡献者变成了一个团队管理者。实现这个转变要感谢我当时的经理,他事实上是在中国第一个获得首席工程师的人,但他属于美国编制,临时派过来帮我们。在他身上,我学到很多,无论是技术、研究方法论,还是管理。

2005年是第二个转折点,当时我们在移动的Java执行环境中,已经做到最快,便开始考虑下一阶段的技术发展。我们发现Java与操作系统有很多重叠的部分,比如内存管理、线程管理,而且能够给操作系统带来一些新东西,比如类型安全、受控执行,能够给整个的系统带来安全性的保证。因此,我们当时就考虑,怎样能够让Java支持多任务、让Java直接跑在硬件上面、让Java与现存的操作系统相得益彰,其实在很多方面它已经接近Android的思路。但很不幸的是2005年整个公司在转型,右转弯到多核、众核,所以当时我们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转变。这次转折,让我学到了应该怎样改变,同时,也学到什么东西应该坚持。实际上,2005年~2009年做并行编程的很多技术积累就是从前面这四年的周期里获得的。

2009年我转到了嵌入式系统软件方向,2011年获得首席工程师,这也算得上是转折。

“和而不同”的管理理念

《程序员》:在从技术个体转变成为管理者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做一些储备?请给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人一些建议。

吴甘沙:储备的话倒谈不上。其实我的转变过程还是相当痛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板给我的评价就是“你在抢你组员的活”,就是说尽管变成了经理,但仍放不下技术活,每次感觉进展有点缓慢,都亲自来做。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整体来看,我是从三方面去提高:第一是自己去学,多看书,多参加培训;第二是向别人学,通过社交形成互动;第三是在工作中学。这些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的历练,慢慢地从与组员竞争的角色,转变成支持组员的角色。经理更多的是一种支持的角色,需要有公仆意识,为组员提供服务。

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一定会根据其个性、强项、弱点、所处的环境来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一种管理理念和风格。

《程序员》:那么您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吴甘沙:我属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人,因此不会像疾风骤雨那样,要求你做什么、批评你这样做不好,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好榜样,慢慢影响你。其实我整体的理念就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和而不同”。

和就是和谐,我希望整个团队有一种非常好的氛围,能够产生化学反应。我的第一个经理给我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你不一定选最好的人,但你要选对人,最适合这个团队、能够发生化学作用的。”

在和谐的基础上,我鼓励竞争,鼓励“不同”,鼓励独立的思考,鼓励争论,当然争论不应该是歇斯底里或者个人攻击。这个理念我秉承了好多年,而想法的来源就是文艺复兴中的“美第奇效应”,即不同的人,雕塑家、科学家、工程师、画家、音乐家凑到一起,才能产生文化的复兴。乔布斯在谈及他第一款产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时,便认为是他组织了一个团队,里面有历史学家、音乐家甚至动物学家,同时他们又是很好的工程师,能够创造出创新的产品。所以我特别鼓励员工独立思考,能够激发出不同的东西。

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我希望形成这种文化,让大家有创新的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我也会制造一种紧迫感,让大家觉得我们必须得创新了。在这种文化形成以后,我就放权,让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创新。我认真做好服务者的角色,为他们提供资源和支持,然后在他们做成以后,我会帮他们去推广。最终有了成绩以后,我帮他们申请奖励。

《程序员》:国家现在对物联网非常重视,嵌入式前景会很不错,您作为嵌入式领域的专家,请描绘一下将来会是什么景象?

吴甘沙:我们现在从E时代进入了U时代,U就是Ubiquitous(普遍存在的),U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计算设备的极大丰富,可能会到千亿级或者万亿级,每一种计算设备可能非常小,是深度嵌入。处在一种看不见嵌入设备的计算环境中,但同时它们确实在计算。

前两次产业革命,一次是PC,一次是互联网,中国只是一个旁观者、参与者。那么在物联网、三网融合充斥的U时代,我们国家一定是希望能够是成为一个产业的领导者。所以这对做嵌入式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程序员》:请您对《程序员》杂志的读者说几句话。

吴甘沙:在IT人士当中,程序员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团体,就像刚才说的蜗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所以希望《程序员》杂志能够为我们程序员提供心灵上的寄托和精神上的指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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